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感染肺炎疫情覆蓋中華大地并擴散到世界部分國家，疫情尚未過去，我們在全力抗擊疫情同時，也要隨時進行分析反省，確保下一步的控制和未來的預防類似事件更加具有成效。從國家法律體系和科學管理兩個方面，對于傳染性疾病都是從“防”、“治”兩個方面進行進行控制。本次疫情的蔓延，毫無疑問主要 “防擴散”的方面失效所致，發達國家流行病控制效果好，主要就是在“防擴散”方面有良好的科學體系，本次我國疫情擴散暴露了應急響應系統存在的諸多問題。

一、需要從組織管理層面理順關系。管理系統混亂，職責不清晰，“九龍治水”是我國行政治理的頑疾，雖然經過不斷的機構改革在慢慢扭轉，但是速度太慢，問題依然嚴重。國務院有設置“應急管理部”，從其官網可以看到主要職責包括“組織編制國家應急總體預案和規劃，指導各地區各部門應對突發事件工作，推動應急預案體系建設和預案演練。建立災情報告系統并統一發布災情，統籌應急力量建設和物資儲備并在救災時統一調度，組織災害救助體系建設，指導安全生產類、自然災害類應急救援，承擔國家應對特別重大災害指揮部工作。指導火災、水旱災害、地質災害等防治。”。按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該屬于“突發事件”，可是后面所列并沒有包括。查閱法律法規也沒有收錄“傳染病防治法”。國務院的另一個部門“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負責衛生應急工作，組織指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預防控制和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醫療衛生救援。”。 有關職責分工涉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民政部、海關總署、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本看不出與應急管理部的職責劃分和合作協調。其下設機構“衛生應急辦公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中心）”，承擔衛生應急和緊急醫學救援工作，組織編制專項預案，承擔預案演練的組織實施和指導監督工作。指導衛生應急體系和能力建設。發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信息。 其網站找不到極其重要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僅僅從以上兩個部門的職責和關注法律法規就可以看出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方面存在行政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應急管理部是典型的管理協調部門，負責“統籌應急力量建設和物資儲備并在救災時統一調度”，會有豐富的物質儲備和調度經驗，可是不能發揮作用。衛健委相對來說更加屬于技術單位，可是卻要承擔應急管理職責，包括這次應對疫情成立的各級應急管理領導小組都是使用衛健委的章代用而不是應急管理部門，最終必然導致應急效率低下。

二、法律體系交叉、沖突問題亟待解決。我們現在的法律體系缺乏整體規劃，就像“創可貼”，哪里有傷口就貼一張上去，往往存在看起來貼了厚厚多層，其實根本沒有起到作用，目前我們的應急法律法規系統就存在這樣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二條規定了法律適用范圍“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后恢復與重建等應對活動”。第三條規定“突發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顯然公共衛生事件是屬于突發事件，按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規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包括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就是說傳染病流行時的應急響應應該遵守此法律。而事實上我們的傳染病疫情發生時遵守的確是技術性更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 如《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的依據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對應急響應的規定相對較為薄弱，所以應急預案也就相對操作性較差。形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法律之間的沖突和交叉導致使用選擇不當，衛生主管部門似乎根本就不在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的存在。

三、應急響應系統性需要完善。本次疫情是逐步發展、擴散的，傳染性疾病擴散有其規律性，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先啟動較低級別應急響應，而不是等事情失控再直接啟動一級響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規定“按照社會危害程度、影響范圍等因素，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分為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四級。”。《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規定“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性質、危害程度、涉及范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劃分為特別重大（Ⅰ級）、重大（Ⅱ級）、較大（Ⅲ級）和一般（Ⅳ級）四級。”。按照這些規定，在疫情發生初級階段，危害較小時，應該啟動較低級別應急響應，后續再根據控制和發展情況及時調整響應級別。同樣屬于本次疫情重災區的湖北省黃岡市，其下轄蘄春縣2018年10月14日下午2:30，因為發生確診諾如病毒感染病例293例，啟動諾如病毒感染性腹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諾如病毒感染性腹瀉）Ⅳ級應急響應，起到良好控制效果，事件得到及時有效控制。本次疫情，自12月8日出現第一例武漢肺炎患者，到12月30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各醫療機構追蹤統計救治情況，并按要求及時上報，一直沒有正式啟動任何級別的應急響應，直到1月22日湖北省政府才決定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23日廣東、湖南、浙江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24日，湖北省將維持兩天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升為一級。如果武漢市在疫情之初能夠足夠重視，及時啟動四級或者三級應急響應，想必疫情可以較好的控制，不至于恣意擴散一個多月。

四、提高應急預案的科學性。本次疫情暴露出湖北省、武漢市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失效，甚至整個國家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系統也缺乏足夠的科學性。疫情發生后，由于沒有得到及時控制，病患急劇增加，當地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異地援助物資無法及時到位，都暴露出應急預案的不足。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武漢這樣的大城市必須編制公共衛生事件預案，并儲備一定量的應急必需物質，但是沒有看到關于儲備物資投放的報道。從公開信息看，即使有儲備應急物資也是微不足道，說明預案不科學或者沒有得到落實。從中央政府門戶網站查詢到《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發布時間為2006年02月26日，至今已經14年，沒有修訂。預案整體都是框架內容，沒有可操作性，各級地方政府的預案大部分無法查詢，但是能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這個國家預案的直接翻版，同樣缺乏可操作性。同時由于新設立了應急管理部，負責國家應急管理工作，遇到這樣重大機構和職責變更，應急預案是需要更新的，可是這個預案并沒有及時更新，這也導致了本次應對中大量流程不暢。由于應急預案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實際工作的諸多困擾。比如戴口罩問題，這是個有效的防控方法，但是由于沒有及時通過正常渠道發布權威技術指南，導致民眾恐慌，過度緊張，全民使用、隨時佩戴，甚至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發布強制佩戴要求，除了一線防疫口罩緊張外，正常群眾必需的口罩也難以解決，一些地方出臺“搖號”供應。此時，盡管專家不斷辟謠，依然收效甚微，如何使必要的群眾在必要的場所佩戴符合要求的口罩已經成為一個困擾。同樣由于預案對信息發布控制缺乏整體規劃，也導致大量衍生事件發生，多次出現物質搶購，其中典型的是兩家科研機構發布并不成熟“雙黃連”研究成果，導致搶購，后果相當嚴重，甚至影響了正常疾病治療用藥供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應急預案應該更加具體化、系統化，如本次疫情應該及時制定口罩使用指南、居家隔離指南、企業開工防控指南這樣的配套文件并通過指定權威媒體發表，避免誤傳。另外現在通信技術發達，在應急響應啟動期間，通信運營商應開放相關信息給政府，讓政府及時準確地掌握外來人員信息、確診人員活動軌跡等。

五、對應急預案的重視度需要進一步提高。應急預案是一種兜底準備，在前期各種控制都無法防止疫情發生時，通過啟動應急預案可以有效控制器蔓延，使病患得到及時救治。在應急反應方面我們存在“重打仗，輕練兵”心態，編制應急預案為應對檢查，演練流于形式，疫情發生后被棄之不用。據報道，由于2019年10月舉辦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4月25日，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和武漢軍運會醫療衛生指揮部組織開展了“軍運會省市聯合衛生應急演練”，活動模擬了“軍運會期間輸入性中東呼吸綜合征”的背景進行演練。通過演練，提高了武漢軍運會期間輸入性傳染病疫情處置能力，檢驗了武漢軍運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的完備性和可操作性。演練科目與本次疫情有高度相似性，如果真的如主辦方所言，武漢已經具備完善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預案，結果應該也不會是目前這樣的了。在疫情面前，舉國上下群策群力，各地醫護人員和救援物資快速抵達武漢，令人感動。還有大部分地區提前結束公務員休假返崗，我們除了為了他們的付出表達敬意同時，也要對這些動作的必要性和科學性進行思考。很多地方急匆匆派醫護人員過去，去了當地政府有沒有能力合理有序把這些優質資源投入的一線也是個很嚴峻的問題。同樣，避免人群聚集是這樣傳染性疾病控制的基本要求，科學的做法是延長休假，讓群眾在家隔離。讓政府機關全部提前上班，除了增加風險以外，并無實際意義，因為一些高度相關的單位早已經戰斗在前線，那些無直接關聯的崗位去了辦公室也幫助不大。在當今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參與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前提是不增加自身和整體風險。 一旦啟動應急預案，就應該嚴格執行，只有這樣才能知道預案存在哪些問題，通過解決預案執行期間存在的問題不斷進行完善。

國家層面的問題，在我們陶企一樣普遍存在，這些年政府加強安全生產管理，需要安全生產應急預案備案，大部分企業選擇直接交給中介機構，搞了一套文件回來束之高閣。這些預案真的很重要，企業應該組織相關人員仔細評審，必要時進行演練，確保用之有效。